《仪礼注疏》五十卷，汉郑玄注，唐贾公彦疏，清阮元校刻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影印。 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十一经皆用阮元所藏“宋刻十行本”为底本（阮元所谓的宋刻十行本，实系元刻明修者），《尔雅注疏》也得以参考元刻九行本，只有《仪礼注疏》是直接翻刻自张敦仁本，所以二者正文的行款、格式完全相同，文本上亦有密切的传承关系。我们知道，《仪礼注疏》无宋元旧椠，明刻以下种类虽多，其源头陈凤梧本的经文却是依据杨复《仪礼图》的附录，郑注更是辑自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，都无独立可靠的文献来源，则其衍脱误倒之严重不难想见。相较之下，在宋刻严州本《仪礼郑注》和宋刻单疏本《仪礼疏》的基础上合编而成的张敦仁本成书年代虽晚，但其文本质量要比陈凤梧本代表的旧椠系统高明得多。 阮刻《仪礼注疏》虽然与张敦仁本一脉相承，但既订正了后者的若干错误，又在体例上有所改良，其文本质量实较后者...(展开全部)

《孝经》是十三经中体量最小的一部，其内容顾名思义重在提倡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个概念“孝”。《孝经》以孝为核心，阐发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。在此书中肯定了“孝”是上天所订的规范，指出孝是一个人品性的根本，国君可以用“孝道”治国，臣民可以用孝安身立家。《孝经》在汉代即是宫廷内部教材。到唐代，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《孝经》做注，作为东宫教材，并颁行天下。此次以上海图书馆藏嘉庆二十年阮元南昌府学刻本为底本进行影印。

《附释音周礼注疏》四十二卷，汉郑玄注，唐贾公彦疏，清阮元校刻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南昌府学刻本影印。 《周礼注》是郑玄三礼学的核心，贾公彦的《周礼疏》又被朱熹称为好的疏文，故《周礼》虽在传统五经之外，《周礼注疏》仍不失为重要的正经注疏之一。该书的阮元校刻本自清中叶以来便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，艺文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机构曾多次影印收录该书的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但均以各种形式剪裁拼合，有失旧籍原貌，且于底本来历交代不明，妨碍学者利用。此次影印底本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嘉庆刻本，每面印原书半叶，不仅字大行疏，宜点宜校，且不加描润，恪守旧文，是近年出版的阮刻读本，部分细节更胜于久负盛名的艺文印书馆本，如阮刻《周礼注疏》卷二十三所附校勘记“故书同作铜”条末句云：“谓《书》《礼》今文必‘铜’字，《书》《礼》古文必‘同’字，失之固矣。”成书较早的阮元《周...(展开全部)

“四部要籍选刊”经部继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和“阮刻五经”之后，拟将十三经中的剩余八经出齐，从而做成市场上唯一一套单面影印的十三经。《春秋穀梁传注疏》是我国儒家传统典籍《春秋》的三种注解（称“《春秋》三传”）中的一种。自先秦、两汉、唐宋至清代，递相注释。阮元校刻的十三经问世200多年，是迄今公认的最善刻本。我社已经出版了该刻本系列中的《阮刻春秋左传注疏》与《阮刻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，本次推出《阮刻春秋穀梁传注疏》，晋范宁集解，唐杨士勋疏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影印。

《孟子》为先秦儒家核心典籍，宋代起从子部升格为经。《孟子注疏解经》，汉赵歧注，旧题宋孙奭疏，清阮元校刻。本次出版以上海图书馆藏请嘉庆十年阮元校刻本为底本影印，原书版框高一六七毫米，宽一二四毫米，依然遵照四部要籍选刊单面影印的传统，期能为读者提供一套兼备点读与收藏功能的《孟子注疏》影印本。以这套嘉庆原刊本《孟子注疏解经》作为“四部要籍选刊”单面影印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的终点，也恰好呼应了《孟子》最晚升格至经书序列的史实。

《论语注疏解经》二十卷，魏何晏注，宋邢昺疏，据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。《论语》注疏合刊本的宋元旧椠主要分为四个系统，约而言之，即越刻八行本、蜀刻大字本、元元贞丙申（一二九六）平阳府梁宅刻本（附刻《论语纂图》《论语释文》各一卷），与元刻明修十行本。明清以来，闽、监、毛、殿各本递相翻刻，而出于此风气笼罩下，阮元能跳出窠臼，采用当时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注疏合刻本——元刻明正德修补本为底本重刻《论语注疏解经》，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，这种追根溯源的意图无疑值得赞赏，而其底本文字内容上的错讹问题也受益于前期周密的汇校工作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修订。编书刻书固然当以善本为先，但这决不意味着普本便不能成事，合理的体例和精深的校勘经常能够有效地扭转局面，使不善之本发挥近乎善本的作用。 中华书局1980年版《十三经注疏》是以民国时世界书局剪裁拼版缩印本为底本影印而成，其...(展开全部)

《孟子》为先秦儒家核心典籍，宋代起从子部升格为经。《孟子注疏解经》，汉赵歧注，旧题宋孙奭疏，清阮元校刻。本次出版以上海图书馆藏请嘉庆十年阮元校刻本为底本影印，原书版框高一六七毫米，宽一二四毫米，依然遵照四部要籍选刊单面影印的传统，期能为读者提供一套兼备点读与收藏功能的《孟子注疏》影印本。以这套嘉庆原刊本《孟子注疏解经》作为“四部要籍选刊”单面影印阮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的终点，也恰好呼应了《孟子》最晚升格至经书序列的史实。

《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二十八卷，漢何休注，佚名疏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。 正經注疏之合刊始於南宋紹興後期付梓的《周易注疏》《尚書正義》和《周禮疏》，此後又陸續刊行了《毛詩》《禮記》《左傳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品種，因爲這些合刊本版式、字體一致， 又同刻於越州（今浙江紹興），故通稱爲『越州刻八行注疏本』。越刻八行本是經注疏合刊的源頭，然而從現存的文獻紀録來看，其中並無《公羊》。繼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，儘管宋建刻十行本《公羊注疏》的原書已經亡佚，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《公羊注疏》尚有多部複本傳世（題爲《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），足以證明宋建刻十行本《公羊注疏》的存在（詳見李霖《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》第四章第一節）。此後明清兩代，《公羊傳》的經注疏合刊本都是從元刻十行本輾轉衍生而來。我們這次影印的清嘉慶刻本，内封題爲『重八...(展开全部)

《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二十八卷，漢何休注，佚名疏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。 正經注疏之合刊始於南宋紹興後期付梓的《周易注疏》《尚書正義》和《周禮疏》，此後又陸續刊行了《毛詩》《禮記》《左傳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品種，因爲這些合刊本版式、字體一致， 又同刻於越州（今浙江紹興），故通稱爲『越州刻八行注疏本』。越刻八行本是經注疏合刊的源頭，然而從現存的文獻紀録來看，其中並無《公羊》。繼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，儘管宋建刻十行本《公羊注疏》的原書已經亡佚，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《公羊注疏》尚有多部複本傳世（題爲《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），足以證明宋建刻十行本《公羊注疏》的存在（詳見李霖《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》第四章第一節）。此後明清兩代，《公羊傳》的經注疏合刊本都是從元刻十行本輾轉衍生而來。我們這次影印的清嘉慶刻本，内封題爲『重八...(展开全部)

《管子》二十四卷，传古楼据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年赵用贤“管韩合刻本”影印，系四部要籍选刊子部的第一种。 赵用贤本《管子》在宋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，校勘精审，刊刻精美。万历以后《管子》的许多重要版本，如《二十二子》本、《百子全书》本、《四部备要》本，都以赵用贤本为底本。而今去万历日远，明刻本越发为世所重，管韩和刻本《管子》为几大图书馆深藏善本书库，已难一见。 《管子》，旧题管仲撰。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，当是管仲及其以后门人递相累增而成。《管子》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独特的一部书，因其兼采诸家，故历代目录在其归类上常有分歧。《管子》记录的先秦时期的思想，对于今人治国理政、农业生产、军事指挥、为人处世都极具指导意义。又由于《管子》著述过程中参考了当时许多其他的书，而《管子》的记载又与其他书的传世版本文本上存在差异，所以《管子》在今天还具有校勘价值。